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的学术背景、论证方式与局限:以清中期学术史的角度

作者:宋忻怡; 刊名: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上传者:郑雪

【摘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妇学》篇素有争议,文章针对袁枚的激烈抨击尤其引人关注。但从清代中期学术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章氏《妇学》篇关注的是女性写作是否有利于阐释儒学经典的问题,并在"三礼"中寻找于己有利的证据。其论证方法与所得结论与章氏本人的历史哲学密切相关,亦符合清中期"道问学"的潮流。《妇学》的价值,主要在于抛开社会性别角色而论女性写作,为女性"言公"开辟了空间;然而又将女性写作固定在生理性别之上。其内在矛盾的实质是清中期儒学发展的新动向与传统思想的纠缠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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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学》是章学诚《文史通义》中颇为特别的一篇。不同于章氏其他绝大多数作品,该文在章氏生前即被编入数种选本,得到了广泛关注。[1]在此文中,章氏一反谨严学风,以“无耻妄人”抨击袁枚,认为袁氏全然不懂诗歌真义。因袁枚的诗学和妇学思想分别满足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针对文学解放和妇女革命的“双重想象”,故对于袁氏对立面的章学诚,长期以来研究者常以“卫道”视之,并对此疑惑不解:为何章氏一提到袁枚及妇学,其治学的冷静客观即荡然无存?钱穆、钱钟书等人将此归因于气质和意气之争。近年有学者认为《妇学》并不能完全代表章氏的妇学观念。另有学者结合袁枚言行,认为章学诚的批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 然而,大约受章氏本人行文的影响,研究者的兴趣大多集中于外围,对章氏妇学本身的关注仍然不多。《妇学》既郑重列于《文史通义》内篇,章氏又反复称《妇学》并不是“好辩”,而是要“救颓风,维世教,饬伦纪,别人禽”,“有所不得已而为之”。可见章氏视《妇学》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章氏对妇女才学、德性、地位等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因此,本文自清中叶学术史的视野出发,探讨《妇学》篇的两个问题:一是章氏写作《妇学》篇的原因,二是《妇学》与章氏历史哲学思想的关联及其学术意义。 目前,曼素恩《章学诚的<妇学>:中国女性文化史的开篇之作》[2]、黄晓丹《章学诚与袁枚的“妇学”论争及其经学背景》[3]两篇文章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探索。笔者进一步研究认为,章学诚的《妇学》篇与他的历史哲学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关注问题和研究思路也与清中期“道问学”的潮流密切相关。这些与女性的学术和写作并无直接关联,对同时代的妇学也没有多少实际影响;但《妇学》重新定义了女性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清末民初的妇女平权运动亦有思路相通之处。 本文讨论的《妇学》篇包括《妇学篇书后》。“清中期”沿用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定义,即“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主要生活的时间,上限是顺治、康熙之后,下限到嘉靖初期。 一、清中叶的“道问学”潮流及章袁的学术之争 《妇学》篇明确针对诗人袁枚及其女弟子而作。文学史上著名的“随园女弟子”群体(前后计五十余人)主要形成于袁氏晚年。[4]袁氏和女弟子的活动形式主要有“随园雅集”和“湖楼诗会”两种,前者是袁氏的私人聚会,参与者主要是几位过从较密的女弟子,后者则具有半公开的性质。一时士大夫歆羡不已,“艳传韵事,以为昔日筠亭太守所未有也。”[5]以上言行使得袁枚及其女弟子最受瞩目的同时,也承受了沉重的舆论压力。不少人认为袁氏“风流放荡”(陈康祺语),连女诗人本身的态度也模棱两可。如位列随园女弟子的屈秉筠,其夫赵子梁为诗集作序时提到,袁枚的赏识并非屈秉筠的本意,在诗会上抛头露面加重了她的精神压力,病情由此转剧,最终不治。[6]嘉道时期著名女词人顾太清曾痛斥陈文述,所谓“碧城行列休添我,人海从来鄙此公”[7],而陈文述招收女弟子的行为恰深受袁枚影响。针对袁枚本人而言,章氏的批评是时人的一般看法,反复陈述的不过是“怜香”与“品艳”,言行败坏世风,琐碎庸俗;同时也批评某些闺秀不知自重,伤风败俗。《妇学篇书后》:“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8] 以上言辞自然有意气之争的成分,不过章氏既以“不知诗”、“未必有得”来批评袁氏[9],难免就要涉及何为诗与“何为艺”的问题。这意味着二人妇学观念的差异是学术分歧,而非笔墨官司。若要深入讨论,必须回归学术史本位而寻其根源。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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